肖明华：当代文学理论知识学反思与重构的三种形态

◎肖明华

摘  要：持续多年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无疑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事件。考察此一过程中所出现的有知识学价值的个案，对于建构当代文学理论历史和重构当今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都是必要的。为此之故，我们有必要重视陶东风从文学理论知识立场出发所进行的反思，以及基于反思所生产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李春青从文学理论知识特性出发所进行的反思，以及为此所建构的阐释论文学理论也是值得关注的。陈晓明则从文学理论知识构型出发对当代文学理论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并重申了文学理论批评化道路的合法性。这也是值得回望借鉴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中所出现的三种文论形态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改变当代文学理论流派的匮乏，因此值得承继发扬，也值得学界投以关注。

关键词：文学理论；知识学反思；重构

毋庸讳言，回顾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2000年前后所发生并持续十余年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无疑是一重要学术事件。而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中，有不少学人提及了文学理论的知识合法性危机问题，由此还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依据进行了追问，并因此形成了各自的文学理论知识观。这是值得肯定的。其意义不可谓不大。简而言之，其一，可以藉已有的知识学意义的反思成果规避不自觉的知识生产，以推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有序有效。其二，如有学人所言，包括文学理论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主义匮乏”，甚至可以归入“思想不发达国家”。{1}在此境况之下，文艺学反思过程中所出现的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阐释论的文学理论、批评化的文学理论非常有必要得到彰显，这对于解决文学理论的主义匮乏定有益处，对于产生流派型文学理论也许功不可没。若如此，不可谓不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事件。其三，多年来文学理论界都存在如狗熊掰玉米，掰一个扔一个的弊病。而通过总结既有的反思成果，可以累积知识，无疑也有助于建构文学理论学科的“当代传统”。这对于文学理论学科的更好发展是有价值的。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予以回望，并对几种文学理论知识观加以整理、分析和讨论。

一、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的反思与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的生成

作为文艺学学科反思代表人物的陶东风，早在2001年所发表的《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一文时，就已然从知识立场的角度对文艺学学科进行了反思。就知识学角度看，陶东风此文主要对其自身的知识立场进行了较为鲜明地标示，即对本质主义进行颠覆，对反本质主义则心有戚戚焉。他写道：“我们所说的反本质主义并不是根本否定本质的存在，而是否定对于本质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理解”。{2}陶东风不是要否认本质，而是要让本质的存在不神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坚信本质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必然受到社会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因此是可以反思的。他之所以持这种观念，乃是因为他认同的是自由、多元、民主的文艺学，他希望保持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地方性。

几年后，陶东风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一书中，依然持如此立场，并且写了一段与文艺学知识观念更为直接的话：“一方面我们坚信文学与其他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一样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不存在万古不变的文学特征（本质），因而也不存在万古不变的大文学理论；同时我们也不否认，在一定的时代与社会中，文学活动可能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征，关于文学各种言说也可能出现大体上的一致性，从而一种关于文学特征或本质的界说可能在知识界获得相当程度的支配性，得到多数文学研究者乃至一般大众的认同。但是我们仍然不认为这种‘一致性’ 或‘共识’体现了文学的永恒特征或对于文学本质的一劳永逸的揭示。相反，这种‘一致性’与‘共识’的出现是有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是与各种非文学因素相互缠连的，是一种历史性与地方性的话语建构。”{3}按理这段话已经非常清晰地标明了陶东风对于文学本质的看法了。一方面，他是反本质主义者，但是他反对的是那种拒绝反思不承认是建构的本质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不是反本质主义者，因为他并不反对关于本质的言说和建构。但是，此时陶东风并没有命名自己的文学理论知识观。倒是他的这种对本质主义的立场引发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论。在争论中，陶东风遭遇了误解。为此，他对自身所持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进行了确认。他写道：“我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性和地方性”。{4}他还非常简洁地对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进行了方法论的区分：“建构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可以而且欢迎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反思的，而本质主义视野中的知识是不能而且拒绝进行社会学反思的。”{5}

然而，建构主义的文学理论观之反思又如何可能呢？我们不妨看陶东风是如何借布迪厄理论来阐释的。其一，持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的知识生产主体要具有自我反思的精神，因为知识生产主体的生产行为始终是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单纯的理论活动或认知活动”，{6}他在从事文艺学知识生产时不可能脱离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他的生产不可能离开知识生产场域。也因此，自觉而有效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必定要求其生产主体不但要知道自己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而且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产这样的知识，是哪些因素在制约着自己的知识生产。{7}其二，要具体分析知识生产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文艺学知识生产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以及和他们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其文艺观点、文艺立场、文艺趣味等等。换言之，文艺学知识生产主体持怎样的立场、观点、趣味并不是天生的、本质化的，而毋宁是其位置特征的体现。以文艺学场域为例，有些人倾向于维护现有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生产格局，有些人则倾向于颠覆这个系统和格局，有些人则既有维护又有颠覆，这实际上就是场域中的占位不同之具体反映。{8}

如果说2001年陶东风写作《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是在场域中“争胜”的话，那么2007年所写《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一文，则是持建构主义文学理论知识立场的陶东风，对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体所作的更为残酷而彻底的反思。换言之，他在告诉人们，他之所以会在2001年始较为集中地反思大学文艺学学科，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主体的他究竟持怎样的文学观念、文学立场等，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与其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有关，而并非偶然的，也不是天然的，毋宁说是有可理解的社会原因的。这一点陶东风自己是承认的。因此，多年前，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中所出现的以童庆炳和陶东风为代表的两方在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上的争论，我们就可以使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自然而然地进行分析。学界已有李春青“践行”，他写道：“如果按照布迪厄给出的研究视角来看，对于这些后起之秀来说，如何摆脱压制，获得言说的权威地位，乃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何来颠覆师辈已有的权威地位而取而代之呢? 他们选择了另起炉灶的办法：操传统话语是你占优势，操新话语则我占优势。于是花样翻新就成为他们的一种‘圈内政治’的重要策略。如果能够在这个场域中推广一种全新的话语系统，则其推广者就自然而然地占据了权威发言人的地位。对于师辈，他们作为生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礼敬有加的，而且从心底里还往往有一种孺慕之情——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老师的辛勤劳动与殷切希望。但是对于师辈们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以及权威发言人的地位， 他们都深不以为然。因此主张用文化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或者宣布‘文学理论死了’，文学理论的边界应该扩大等观点，无不蕴含着颠覆师辈之权威地位的‘狼子野心’，观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9}李春青的分析应该说是非常精彩的，也非常容易被人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不理解场域理论，而将之回到常识来看，则恐怕会被人误解，比如会引发当事人气愤，甚至还会对李春青的分析感到不可理喻，我们怎么可以将如此严肃的学术之争化约为赤裸裸的“争权夺利”呢？对此，李春青怕被误解而补充道：“然而如果抛开了情感因素和狭隘的道德观念，则这正是人类文化演进之常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10}对于人情世故而言，这一补充说明是有必要的。但如果从学术论，我们更应该理解李春青在分析中所使用的布迪厄的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陶东风和童庆炳先生关于文艺学的论争具有社会性、客观性，同时也是真诚的。

回到学术史，我们则会发现，使用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进行反思是有必要的，因为反思可以让知识生产主体意识到其处身性条件，同时可以营造唯真理是求的氛围，对于学科自主性建设不无价值，甚至还可以应对学科危机，指明学科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回到现实，正如有学人所指出的那样，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却很少纳入到文化再生产的社会场域中去反思，同时，“深植于学科知识建构过程的学者们的‘集体无意识’特征、习性生成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刻的昭示。至于由学科符号生产专家们组成的‘圈子’的权力运作轨迹和游戏规则等，更成为知识场域中的行动者们习以为常、心照不宣或讳莫如深的现象。”{11}为此之故，陶东风对文艺学知识场域的反思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李春青就此的评论也非常有价值。

更为重要的一点还有，那就是陶东风的反思是自觉的，他严格承认也遵循了反思社会学的规则。他并没有碍于师生情面，有意把争论解释得冠冕堂皇，毫无斗争的痕迹。同时，他之所以反思争论也不是为了某一目的而故意为之，他的反思及其引发的争论因此是彻底的，其建构论文学理论知识观也因此是真诚的。{12}我们甚至会有意思地发现一个看似循环的问题，即：他是因为反思而持建构主义的立场，还是因为持建构主义的立场才反思？事实上，在陶东风这里，这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他只是在落实他所认同的“建构主义视野的知识是可以而且欢迎对自身进行社会学反思的”{13}。换言之，建构即反思，反思即建构，二者的合二为一使得他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更加自觉。甚至于，因为这种彻底的反思，陶东风藉此塑造了自己对文学理论的独特理解。如果要命名的话，那不妨称之为建构主义文学理论，或曰反思性文学理论。

二、文学理论的知识特性分析与阐释论文学理论的建构

在对文学理论知识特性分析的学人当中，李春青非常值得关注。他其实是国内较早运用反思社会学方法对文学理论学科知识生产进行自觉反思，并开设文艺学反思课程的学者之一。2001年以来，李春青发表了众多的文艺学学科反思文章，用力甚勤，成果丰硕，并建构了自己的“反思文艺学”，{14}也因此被认为是反思性研究的代表者之一。{15}

李春青的文艺学学科反思抓住了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与合法性重建这一问题。基于此，其反思涉及到了学科知识生产状况的方方面面。这里仅选取其对文学理论知识特性的反思以及关于文学理论合法性重构问题的研究等方面予以讨论。

早在2001年，李春青就发表了《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这一重要文章。该文从文学理论的“古怪”现象入手，指出：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问题、核心问题、重要问题并没有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推进，反而失去了核心位置，甚至没有了学术意义，而至多还会在课堂上讲解，但讲解这些内容的课程则又不免变得僵化、滞后，并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在李春青看来，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本来就带有某种虚幻性，而虚幻性出现的原因则是由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李春青认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固然是有多种维度，但其核心的合法性应该是学理的合法性，它要遵循学科自律的原则。{16}然而，我们的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却往往由意识形态赋予，这就使得文学理论学科不能自律，而成为意识形态所利用的“能指”。依李春青之见，文学理论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但其合法性不能由意识形态所赋予，而必须由学科自身所赋予。{17}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呢？在李春青看来，文学理论学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自己的工作。其一，研究对象方面，要“确定那些具体的、有追问意义并且有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18}其二，研究范围方面，要“将具体文学观念的生成过程、基本特征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视为当然的研究范围，并且给予足够的重视”。{19}其三，价值追求方面，“要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我们否定了文学理论作为‘能指’而获得意义的工具主义倾向，并不等于否定文学理论的价值追求”。{20}看得出来，李春青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目标是要推动文学理论的学科自律，要让文学理论学科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知识，并且有自己的价值观，既而寻找到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为此一目的，李春青继续深入地分析文学理论的知识特性。

通过对文学理论进行知识学的反思，李春青发现“一种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传播，实际上是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在这个特殊领域中运作的产物。”{21}具体而言，任何文学理论都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召唤，同时文学现象也会“牵引”文学理论。前者会使得文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代入价值观念，后者则需要文学理论生产出具有认知效用的知识。文学理论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定位好，这就是一个确定文学理论学科自性的问题。

李春青的看法是，文学理论应该融合价值性和认知性，但是很显然，应该以认知性为主导，面对文学文化现象有独到的阐释力才是硬道理。依其之见，当今文学理论要走出危机，要重建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必定要围绕着“阐释”去切实地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

其一，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依托，要在阐释中建构。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那种具有“元叙事”功能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精神都不再那么坚不可摧了。此一境况之下，文学理论要把文学现象、文学问题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以及与人的存在状况息息相关的事物来看待，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评价，这样就有可能给文学理论重新找到可依托的“元理论”。当然，在当今多元主义文化语境下，元理论不可能是独断的，本质主义的，而应该是交往理性的，通过对话说服的方式唤来听众。

其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者的身份认同要从立法者转向阐释者。

由于现如今已然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调整言说身份就势在必行。李春青敏锐地指出，“大众文化遵循的价值规律强制性地要求着大众文化的产品必须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口味；这样人民就等于在实际上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于是这里的强制性、宣传性也就被降到最低限度。”{22}]面对着这种新变的文化状况，知识分子很难再以一种导师的身份去教导大众文化，去给大众文化“立法”。可行的途径就是调整身份认同，去专业地“阐释”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爱好者真诚地对话交流，既而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他们，并获得他们的青睐。{23}

其三，与此前的知识构型不同，阐释论的文学理论要彰显其知识的专业性、客观性和操作性。

文学理论规定为阐释之后，文学理论要有意识地去生产“知识”，摆脱附庸于其他学科之上的“中介性”。而且，还要在阐释中形塑属于自己的知识特性。具体而言，其知识特性要兼具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知识要有自身的专业性。在与文学文化现象形成互证互释的过程中，要提供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专业知识，从而与其他学科形成必要的区隔。其次，文学理论知识要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不能因为阐释具有不可避免的“前理解”，就以此为借口而主观随意地借言说文学来浇灌“心中块垒”，更不能“离弦说象”。最后，因为阐释论的文学理论知识要具备阐释效力，也即是能够在具体地文学批评实践中加以运用，这就要求其知识要尽量做到具有“可操作性”。在李春青看来，将文学理论规定为阐释，实际上就是要打破理论与批评的界限，就是要求它成为一门技术。{24}

应该说，李春青的上述观点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反思当前文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恐怕最为严重者就是文学理论不具备阐释能力。其根本原因即是文学理论没有从其依托的“元理论”中摆脱出来，还在充当某种“意识形态或时代精神的载体”，而尚未凭借自己那具有阐释效力的“知识本领”去获取合法性。李春青为此力倡文学理论的知识属性，将文学理论规定为阐释。而且，在他看来，“将文学理论定位为‘阐释’，应该是使当前文学理论摆脱困境的一个唯一有效的途径。”{25}李春青的看法是有合理性的，特别是当这种看法被置于当代中国文论所假借知识资源的进程中来考察时，便会得到更多地体认。毋庸讳言，在文学理论学科发生危机的时刻，也即是社会科学长驱直入文学理论之时，这一趋势甚至延续至今。{26}其原因乃是因为社会科学的阐释力在增长，以致于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便被边缘化了。面对这种“现代”知识状况，文学理论只有主动强化其知识的“现代性”方有可能重建其合法性。李春青将文学理论规定为阐释，其意味也正在于此。{27}

基于对阐释论文学理论的认同，在面对文学理论的“新课题”，李春青的意见因此显得有清明的理性。以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为例。李春青认为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不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也不应该“各自为政”，更好地选择应该是让文学理论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28}因为文化研究注重对当下社会文化现象的具体分析，它往往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来选择研究方法，调整研究策略，不拘一格地使用各学科知识，以达到有效阐释的目的。就此而言，文化研究不正是在将自身规定为“阐释”么？这恰恰是摆脱学科危机的文学理论所需要的“知识特性”，具备了这一特性，文学理论才有未来。

李春青建构阐释论的文学理论是通过反思的方式进行的。同时，他也认为走向反思乃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之途。就此而言，我们的确可以将李春青所命之“反思文艺学”著作名/课程名，冠在其建构的理论形态之上。非常有意思的是，李春青的反思文艺学与我们论述的陶东风的反思性文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陶东风通过文艺学学科反思之后，告诉人们文学理论的知识是建构的，任何一种知识应该都是可以反思的，我们要建构属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知识。从这个方面说，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可以称为建构论文学理论。李春青通过反思文艺学的方式让人明白作为基础理论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在当今应该是阐释的，知识生产主体应该是阐释者身份。通过阐释，我们可以建构自己的文学知识。藉此，文学理论的危机将被克服，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将获重构。从这个方面说，李春青的文学理论可以称之为阐释论文学理论。

三、文学理论的知识构型反思与文学理论批评化道路的伸张

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之中，陈晓明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位学人。在他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章中，陈晓明对文艺学学科的知识构型问题进行了非常尖锐地反思。他首先对文艺学学科状况进行了现象描述，认为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出现了“分离”乃至“断裂”：

其一，大多说其他文学学科与文艺学知识不辞而别了。原来文艺学学科乃其他各门文学学科的基础与前提，而今大多数其他文学学科已经不再理会文艺学了。甚至认为文艺学学科乃“假大空”的“玄学”，写的文章也是“言之无物”，没有文学。

其二，文艺学学科教学与科研出现了分离。比如文艺学学科的老师也许会在课堂上讲授文学创造的过程，可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基本上不涉及这一问题。事实上，大多数学人课堂教学的知识，的确无法成为实际中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的“对象”。甚至学生学习了这些“课堂知识”之后，越发失去了研究文学理论的兴趣。

其三，文艺学学科知识与文学实践分离。一直以来，文艺学学科豪情满怀也信心十足，总是有为文艺“立法”的良好意愿，要“给文艺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观念方法”，可是“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了。”{29}

       其四，文艺学学科自身也出现了“声东击西”的分离现象。其意是说，很多学人实际上已经不再研究故有的文艺学“原理”，而从事西方文论的研究（这是“击西”），但是却又要唱着“创建文艺学的中国学派或流派的高调”（这是“声东”）。

陈晓明对上述分离情况的描述应该说是较为真实的。不可否认，这种“分离”标明了文艺学的知识合法性“危机”。在陈晓明看来，这种危机的根源直接而言与当今文学理论的知识构型是“苏联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文学理论借助了一套意识形态的元叙事有关。随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变迁，意识形态出现了松动、分裂，其统一整合的功能无疑是弱化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失效了。{30}这就必然导致以这套意识形态为元叙事话语的文艺学知识被“问题化”，也就是失去往日的功能角色。{31}此一境况之下，文艺学出现危机，并表现出以上的种种分离状况就显得可以理解了。但危机之下的文艺学其实是继续以“西方为师”，转向了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学习和研究。在陈晓明看来，这一路径选择其实是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薪火，只是偏离了苏联的传统。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当今文艺学所学习的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依然浸透了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现在的问题是，当今文论“顺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行”是否可以走出危机，并重建当今文论的合法性？在陈晓明看来，还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其一，文艺学的“原理”如何可能与“西马”以及当代其他理论的活的实践对话？其二，由于“西马”毕竟不是“老马”，因此如何保证心安理得地学习“西马”？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陈晓明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只能让其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存在于人文学科的建制内。当然，陈晓明并未完全否认“文艺学原理”对于民族国家的存在价值。而且，他还肯定了它对于学生培养的作用。{32}陈晓明的观点当然有道理，我们的确应该把文艺学的原理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对它的理解应该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来进行。甚至可以说，只要知识存在的制度条件及其运行机制未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就还会存在下去。同时，客观地说，文艺学原理的学习对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于第二个问题，陈晓明认为，要“安心”地学习西方文论。其原因有几：

其一，在全球化互动的和平时代，过分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不足取也不实际。如果我们还一味地闭门造车，以苏联文论模式为师，而不与西方接轨，事实证明是不可能把我们的文论建设得有中国性。有学者曾经挺有担当地指出，在抵制和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理论最彻底的时期，我们的人文学科话语或没有特色而只能拙劣地照搬苏联，或有特色但却整天说着空话、套话、自欺欺人的话。{33}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应该铭记。

其二，在中国与西方关联甚密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多与西方展开跨文化交流是题中应有之义，加之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较为成熟发达，如此的交流无疑有助于推进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有学人甚至认为，西方文论已经是我们的“参照系”，是我们的“传统”。{34}其实，我们已经是也只能是在此传统上开创文论建设的未来。

其三，我们虽然学习西方多年，但事实上，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尚不十分深入。陈晓明因此写道：“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气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与批评，真正能把别人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35}陈晓明的观点是中肯的。我们的确应该先老老实实地做“学生”，待自己的确可以生产出有效的知识之时，我们也就真正的与国际接轨了。

陈晓明接下来对如何学习西方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发。他重点提出了以下两点做法：

其一，走进西方文论史。在文艺学学科教学与研究中至少要让“西方文论史”与过去的原理型文论“平起平坐”。同时，特别要重视西方现代文论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陈晓明认为，对西方文论史的研究应该重视个案研究，对之作具体探讨，要像解读一个具体的文本一样地对待西方文论，简而言之，就是对理论进行批评。{36}

其二，要走理论的批评化之路。西方文学理论大多是批评流派。这些批评流派往往具有阐释具体文本的能力。为此之故，既然我们是走西方文论之路，那我们切不可再去凭空建构理论，或依托某一元叙事话语去同语反复地解释某一原理，而应该如西方文学理论一样成为批评化的理论，或者让理论批评化。这就要求理论能够对具体的文学文化现象/文本/活动展开有效批评，并在此过程中发现真知，建构理论。

陈晓明所言两点甚为重要，看得出来，他是针对“苏联模式”的文艺学有感而发的，其意无非是要把文艺学的构型转变为西方文论模式，特别是现代西方文论模式。

然而，西方最新的理论模式大有被那具有后现代气质的文化研究取代的嫌疑。对此，陈晓明持较为理性而全面的看法。他承认文化研究具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文艺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突破，但它毕竟使文学的色彩大大削弱，同时它似乎具有霸权特征，因此“不可能预示着当代文艺学的远大前程”。{37}换言之，中国文艺学虽然因为文化研究的到来，而与世界接轨了，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知识的合法性，但是它并未引申出一条令人信服的未来之路。中国文艺学的未来发展尚在探索之中。不过，陈晓明又认为，如果把文化研究改成文化批评，则顺应了理论向批评转型的思路。同时，也回应了当代社会朝着符号化方向发展，而符号化意味着一切向文化象征领域转化的趋势乃至事实。{38}这样说来，文化批评就有其可取之处了，也代表了新近发展的理论的批评化走向。于是，文艺学虽然面临危机，但也大有可为。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即是：“文学理论恰逢其时，它一旦不再固步自封，而以开放势态去迎接当代学术和文化的挑战，就可以大有作为。它可以通过对当代符号化的文化现实进行分析阐释来获得生命力。在这样的状况中，理论不再是铁板一块的概念，也不是对本质规律的穷尽，而是化解到无数具体独特而生动的文学文本中，化解到文化现象中，化解到图像和任何符号中，化解到一切的感受和体验中，这是理论死亡而又迅速复活的时刻，这是没有理论而理论无所不在的时刻。”{39}

总之，通过对文艺学知识构型的反思，陈晓明认为当代文艺学学科要从“苏联模式”中走出来，在研习“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朝“批评化”发展方向深入地走下去，方有可能与国际接轨。藉此，才能克服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合法化危机，同时，文艺学知识的合法性也将在未来获得重构。

至此，我们已经从一个角度对近二十年来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进行了一番总结和回顾，并主要整理、挖掘和分析了几种主要的文学理论知识观。我们认为，无论是建构论、阐释论，还是批评论的文学理论知识观，都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当代传统”。这三种传统分别代表了一种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路径，沿着各自的路径，都有可能赋予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以合法性。不妨说，这三种文学理论观念如果能够自觉而持续地得到承继，并在实际的研究中予以落实，则有可能形成当代文学理论的流派。为此之故，我们认为，对当代文学理论知识学反思与重构的这三种形态予以专门的关注，无疑是有必要的，也期待能够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注释：

{1}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吁求与建构》，《探索与争鸣》2014年12期。

{2}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3}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4}{5}{6}{7}{8}{13}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9}{21}{22}{23}{27}{28}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第341页、第30页、第47页、第216-217页、第264-265页。

{10} 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1}王刚：《场域理论与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的反思性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2}对于李春青事后对陶东风的如此场域论分析，相信陶东风会信以为然。

{14}{24}{25}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第128页。

{15}邢建昌：《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反思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6}{17}{18}{19}{20}李春青：《对文学理论学科性的反思》，《文艺争鸣》2001年第3期。

{26}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4期。

{29}{31}{35}{37}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30}蒋原伦：《90年代批评》，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32}{36}{38}{39}陈晓明：《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33}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316页。

{34}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BZW009）和201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项目编号：JD1609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刊于《文艺论坛》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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